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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弃养风波引发的思考

点击数:32501发布时间:2021-02-01 00:00:00 来源 : 申茵律师团


一、明星代孕弃养大瓜

1月18日,明星郑爽的前男友张恒发文称自己滞留美国是为了照顾保护两个年幼的小生命,随后,两份出生证明在网上流传,母亲一栏赫然是郑爽,由此引爆了人们猜测郑爽张恒两人代孕生子的舆论,后续双方及其父母的录音更像是为舆论提供了实锤,郑爽爸爸说“两个人分开了...就是跟医院说一下,就弃养呗”、“要是他俩真不能复合,这两个孩子就不能要”等,郑爽则说出了“这两个孩子七个月真的打不掉,TMD我都烦死了”等令人匪夷所思震碎三观的言论,郑爽及其父母均提出要领养。风暴的中心人物郑爽事后正式回应称:“在中国国土之上我没有违背国家的指示,在境外我也更是尊重一切的法律法规”。


随着这场“代孕弃养风波”的发酵,主流媒体、官方机构纷纷发言,央视点评:代孕弃养践踏底线。中央政法委发文称“作为中国公民、因为代孕在中国被禁止,就钻法律空子跑去美国,这绝不是遵纪守法”。


“瓜碎蒂落”。眼见着不仅郑爽的明星生涯即将划上终点,“代孕”这个过往较少放上台面讨论的字眼也被曝晒在烈烈阳光下,引发了全网争议,一时间各种口诛笔伐,沸沸扬扬。




二、道德伦理之争

这次事件之所以触动警戒线,根本原因在于代孕弃养事件折射出来的道德争议。网评:郑爽及其父母对两个代孕的生命表达出了一种残忍、冷漠的态度。


从网络新闻发布的相关资料得知,双方感情好时决定代孕,感情不好要打掉孩子,孩子出生后又想弃养、领养,认为“等到感情好了还有受精卵代孕”,这一系列发展过程触动了人们对于父母子女之间最重要的伦理羁绊。


父母将子女带至人世间,本应满怀爱意养育孩子,而对于这两个代孕的孩子,郑爽并未亲身经历孕育的过程,似乎难以产生对孩子的爱意和责任感,更谈不上对生命的敬畏。人们气愤的是在她这里,孩子被当做可以退货的商品或者是可以随时丢弃的物件。整个事件中,无论父母谁是谁非,孩子却是最无辜的。


代孕弃养事件令许多人质疑,如果母体及子宫能够租用,生命的孕育可以商业化,那么“人”最终是不是会被“物化”,成为买卖的流通物?从医学角度来看,作为一种解决不孕人士需求的现代医疗技术,代孕确实解决了一部分人的问题,但从法律和伦理层面看,也造成了许多问题。


比如,在没有法律规制的前提下,各方签订的合约可能无效。怀孕过程中,出现流产、畸胎或其它危及性命的风险,甚至求孕一方抛弃孩子时,孕母的权益如何保障?另外,当孕母不愿放弃十月怀胎的孩子时,求孕方的权益又如何保障?


还有,在不发达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而代孕会带来较大的经济利益,导致许多人选择从事代孕这个“职业”,但这种逐利而非公益的选择又怎能称得上是“自愿”呢? 在这种情况下代孕极有可能孳生罪恶!所谓的“生育自由”,将会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婴儿加工厂”,女性也成为行走的生育机器。在巨大的市场需求面前,孕母和孩子,都可以三六九等明码标价,然后被“选择”、“订制”、“拒收”或“退单”。


试想,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成为商品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是商品就会有“正品”和“残次品”。当 “残次品”被“拒收”、“退单”时,参与“交易”的求孕方,可能会被以“遗弃罪”论处,而这些弱势的婴儿呢,该何去何从?无论被收养还是从世上消失,都是人间惨剧。


三、代孕法律不容

代孕一般是指求孕方和代孕方之间协商一致,由求孕方给予代孕方报酬,代孕方负责怀孕生下孩子的过程。


2001年8月1日,原卫生部发布施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第3条: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22条: 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实施代孕技术的...

早在2001年之前,有关部门曾组织伦理学、法学等各界人士讨论是否应当开放代孕,基于这个背景才出台了前述规章制度,但当时的讨论焦点更多是停留在禁止公立医院从事商业代孕。


由此可知,2001年的部门规章使代孕成为医疗禁区。凡实施代孕的医疗机构会被给予行政处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处罚对象有限,处罚力度较弱,仍然有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利益的驱动下,铤而走险。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草案)》中明确规定了“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但在正式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却删除了这一规定。


2017年9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2部门联合制定《关于建立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长效工作机制的通知》,严厉打击非法采供精、非法采供卵以及“代孕”等违法违规行为。


2015年计划生育法删除草案中的“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条款导致不少人认为未来我国有希望立法将代孕合法化,因为毕竟法律对于私人机构提供的代孕相关服务,没有明确立法禁止。申茵律师团认为,因代孕行为涉及到代孕者的人格权益,也涉及到代孕母和委托代孕的父母与代孕子女之间亲属关系确立、抚养等法律、伦理难题,迄今为止,从前述2001年之前各界关于“代孕是否可以放开”的讨论结果和后续陆续出台的规章制度及打击力度来看,涉及代孕有关的行为与我国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以及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现行立法对代孕仍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人们选择代孕有各种原因,有人苦于身体因素难以或无法生育,有人因为失独担心老年孤苦无依,有人则是看中了无需自己生育的便利,正是这些人群的需求使代孕成为一门“职业”。在利益的驱动下,代孕的产业链一直游走在灰色的法律地带。由于我国禁止代孕,部分人群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会经由国内的代孕中介机构安排,在国内寻求地下机构的帮助代孕或者像郑爽一样选择前往美国、印度等代孕合法化的国家代孕。


四、律师点评

从我国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务案例来看,无论是求孕方,还是代孕方,都处于高风险环境中。虽然双方事先一般会和中介机构或医疗机构签署《代孕合同》,但一旦发生争议诉至法院时,由于我国法律禁止代孕,那么合同会因为违反法律规定、公序良俗、社会公德,被法院认定无效,导致双方的权利都难以得到保障,义务也难以得到强制履行。如果代孕方不愿意归还孩子,求孕方难以获得孩子抚养权,还需要支付抚养费;而求孕方事后若反悔,不愿意支付代孕费用,代孕方也难以起诉要求其按照合同履行义务。


每个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利,都应当被尊重和善待。上帝造人,各有不同。有的人恣意快乐,娶妻生子一生顺利;有的人孤独无依,飘摇如萍;还有的人虽有良偶却求子无门。通过代孕技术生育子女属于生育权内容,如果一刀切禁止代孕可能会剥夺一部分人的正当权利及合理需求。


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应当进一步完善关于代孕的法律规定。对于追求利益的商业代孕行为,法律应当明令禁止;而对于确实有迫切生育需求的家庭,可根据实际情况规定适用代孕的前提条件,具体情形,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审批、监管程序等,从而让代孕能够在合法前提下满足小部分特殊人群的需求,也能严格规制意图滥用代孕技术的人群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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